他是中国建筑界第一狂人，批过梁思成，斗过市委书记，却获建筑界“诺贝尔奖”！0

“人不轻狂枉少年”，年少时总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决心要为自己那些貌似疯狂的行为找一个借口。

在时光和岁月的打磨下，人一天一天变成熟，过去轻狂的印记也在慢慢变淡。成长似乎总伴随着妥协。

但在王澍的人生字典里，偏偏没有妥协二字。

许多人第一次听说王澍，是他拿下堪称“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被媒体竞相报道的时候。

此前获此殊荣的有：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恩·乌松；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以及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

祖籍山西省，1963年生于新疆的王澍，先后在北京和西安生活，新疆的戈壁绿洲、北京的小胡同、西安的大杂院，早年成长环境留下的特殊记忆对他日后的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沾染了北方寒风刺骨的狂傲。

在进入东南大学建筑系后，王澍骨子里的叛逆开始苏醒，以狂妄著称的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挑战权威的机会。

“已经没有老师能教我了，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这八个字”这是王澍大二发表的言论。

在大学，他整日泡在图书馆里，大中午日复一日地在宿舍临字帖；当别人在读书时，王澍却又拿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背起背包花了三个月寻找书中提及的古村落，“顺着水走，从江南走长江，沿着长江下去，最后回到南京”。

几年后毕业答辩，王澍把论文贴满墙壁，声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他的导师）算半个”。

他的硕士论文更是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名称《死屋手记》，批判梁思成在内的一众大师，在他看来整个中国建筑学界的状况恰如死屋。

这也使得王澍“顺理成章”没有拿到硕士学位。

他就以这样一种极其边缘化的状态，踏上了建筑师的职业生涯。

1988年，正值改革开放的高潮期，国内外建筑师纷纷摩拳擦掌。一贯蔑视体制和商业环境的王澍选择了退出。

王澍与妻子兼搭档陆文宇

他成了那个年代的另类，在杭州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做起了民间老宅的修复。

“做的都是与专业无关的事，看的都是与专业无关的书，用最传统的生活方式感受”，没有项目的时候他还要靠妻子养家。

在同行纷纷到欧美留学镀金时，住在杭州小巷子里的王澍，愤怒地看着城市的疯狂扩张，一座座古民居被拆除，周边的自然村落一个个消失。

他只想做回归自然的，真正的中国建筑。为了避开与自己理想背道相驰的商业化氛围，在博士毕业后，他选择去美院教书。

不懂电脑的王澍，设计图纸坚持手画，每年只接一两个项目，施工图交给设计院做完，他再拿回来自己改，比别人多了两三道工序。

因为坚持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王澍避免不了常常和甲方产生分歧，“不许拆迁、不能干涉我的创作、否则我就不接”；面对权势，王澍奉行妻子交给他的八字方针“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在开会时他甚至和市委书记拍桌子。

2000年，王澍完成了第一个主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这个作品荣获中国建筑艺术奖。

在唯一一个商业住宅设计“钱江时代”中，王澍以“垂直院宅”为设计构想，力图重新塑造传统城市的氛围和社会文化特性，在一层中四户共用一个小院，院中可种花草。

因为王澍对建筑艺术的坚持，开发商多花了五千万。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一景

随后王澍遇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他从各地的拆房现场收集了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靠着这种回收的方法，使整个校区的造价降了一半，王澍让这些破碎的砖瓦在象山校区的屋顶和墙面上重现新生。

三面不抹灰的院墙裹挟在一片农田之中。灰白加木质色调的风格建筑，与园林景观交相辉映，身处其中，惬意而宁静。

尽管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也许是现代中国建筑史上最独特的建筑之一，但建设之初，对它的讥讽十分刺耳：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就去象山看。

王澍淡然回应道：认为这个难看的人，他们只是不能理解罢了。王澍依然保留着学生时期的叛逆和坚持。

2006年，王澍接手设计宁波历史博物馆。当他跑到现场考察时，看到周边30个村子，被拆到只剩一个，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作“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和各式“小洋楼”。

王澍找回600多万块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废砖瓦片，作为原材料，他用竹子作为模板浇筑出混凝土，采用濒临失传的“瓦爿墙”技艺，要打造一座回忆之城。

建造的过程中，曾遭到甲方的怒吼，认为其又脏又旧不够现代，但王澍坚持己见；之后他又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通过不同部门的层层审批，艰难的过程中，王澍从来没有妥协。

在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想象，有位老奶奶多次来这里参观，因为“原来的家没有了，这里还有家的痕迹。”

2012年，王澍荣获世界建筑学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 ，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人士。

在得知王澍获普利兹克奖后，一位在海外建筑事务所学习的青年建筑师写下了一段心潮澎湃的话——“他是每一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的你的加强版和成熟版。”

青年时期的不妥协和批判精神是一种态度，对王澍而言，最终留给后人的，应当是用知行合一的作品来践行的美学理想。

获奖后王澍走进了浙江乡村，对他来说，老房子是活着的历史，如果历史没了，中国也就失去了根基。从这点出发，王澍开始了乡建工作。

4幢24户农居，从规划到落地，花了整整3年时间。最终一个桃花源式的村庄呈现在人们面前。

整个村庄以灰、黄、白作为基调，外立面使用了传统的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小桥流水人家，一个有着浓郁古典意味的村落最终完成了当代的重构。

在中国主流建筑师那里，有关王澍和他的作品，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不实用”、“文人和艺术家气太重”、“拿着甲方的钱来做自己的艺术品，太任性”，以及那句永远不必要的担心——“如果中国建筑师都像他那样，那不乱套了？”

欣赏和推崇他的，也不吝惜最高的赞美。

就如普利兹克给王澍颁奖词中的一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正是当下的关键问题，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

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正在超越争论，演化成扎根于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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