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巨大的城市化空间，释放城市化过程中的正向能量，这是调需求、促增长的关键。最为重要的正向能量，就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
中国还有巨大的城市化空间，释放城市化过程中的正向能量，这是调需求、促增长的关键。
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近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围绕这一问题，都在降低购房首付比例、上调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降低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契税、营业税征收比例等方面动足了脑筋。这些政策的确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除此之外，还需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矛盾，进而真正有效地解决“去库存”的难题。
除了“北上广深”等特殊城市，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库存”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结构失衡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城市土地膨胀过快、住房增长过快、房屋价格增长过快，而城市化水平、城市化人口、城市人口购买能力没有跟上。要解决库存，只有着眼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降价、降税来刺激需求，一个则是通过提升城市化水平、增加城市人口来释放需求。目前的大多数政策都是着眼于第一个方面。
然而，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伴随着巨大的债务风险，房价下调空间非常有限。土地价格跳水有可能带来部分地方财政甚至银行的崩溃，从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二三四线城市的整体经济形势一般，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限的地产价格下调，并不足以刺激居民的购买欲望。甚至房屋价格越往下行，市场观望的氛围就越重。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已经来临，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在未来20~30年里，以独生子女为主的中产阶层，很可能面临住房相对过剩的情况。所以降价、降税的做法，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作用，长期作用却有限。
中国还有巨大的城市化空间，释放城市化过程中的正向能量，这是调需求、促增长的关键。而最为重要的正向能量，就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这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解放农民——
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要让农民真正落户。中国农民的城市化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在城里打工，回老家盖楼的现状，不仅极大地恶化了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状况，造成了留守儿童、老人乡的社会悲剧，而且严重地抑制了农民工阶层的消费。现实情况是，几十人挤一间工棚，看一台电视，用一台冰箱，而如果这些人成为市民，那就是几十套住宅、几十台电视和几十台冰箱的需求。
其次是改革土地制度，要让农民有能力在城市落户。城市增容是需要成本的，教育、医疗、交通、治安等等方面都需要花钱。大多数城市不愿接纳农民落户的最大顾虑就是财政压力。解决这个困难，除了国家成立基金，进行专门的财政给付，可能还需要通过个人承担的方式。要让农民能够拿得出这笔落户的钱，就必须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中国的农民不仅是面临着户籍地与工作居住地分离的“人的半城市化”，而且也面临着主要财产所在地与工作居住地分离的“物的半城市化”。土地就是农民最大的财产，如果不能让农民充分享受土地权益，农民就很难在城市长期居住与消费。
最后是改革管理方式，建立起适应大规模城市生活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方式。中国的人口基数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注定了中国的城市不可能以西方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来进行类比。以小城镇化为侧重点的传统城市化思路，虽然避免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混乱，也妨碍了城市的规模效应，压抑了农民正当的需求。在大城市“人满为患”的现实背景下，如果走适合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值得我们慎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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